从长远来看，医生工作室不仅是执业模式的改变，更是带动人事制度、支付制度、药品使用制度以及医院医学模式的改变。

最近一位我熟悉的皮肤科老专家，怒气冲冲地跑到我家向我投诉：“廖厅，你提倡的多点执业，怎么 会有这么多阻挠?”我问：“发生了什么事?”他说：“我已经70岁了，原单位不再返聘了。我到广州附近的一家医院行医，原单位居然不同意。到了第二执业 点，还要当地卫生局同意。”我说，这不仅是对广东政策的误读，更多的是一种“不情愿”。我们推行的多点执业采取报备制度，也就是说，在职医生到其他医院行 医，书面告诉所在医院即可，不需要批准，只是告诉医院：“我要到某医院多点执业了”;到了某个地方去行医，书面告知当地卫生局：“我来了”。都是告知而 已，无需经过审批程序。退休医生就不存在告知了。

如今，很多愿意下基层多点执业的医生被阻隔在“玻璃门”外、“玻璃天花板”下。我们怎么去求突破?医生怎么去为自己价值的定位而努力?我觉得，医生工作室是最好的表现形式。我认为，将来医生的执业模式将是多姿多彩的。

“私人医生工作室”可以说是一种表现形式，它对市场的目标人群定位是非常明确——为有需要的特 殊人群提供私人服务。大家不要难为“私人医生工作室”要求其提供公共医疗服务，也无需责备它是脱离了百姓的服务。我们反而要问：我们公立医院又能为大家提 供多少基本医疗服务?而同时又浪费了多少的优质资源去提供廉价的服务?在这种情况下，“私人医生工作室”为有需要的人提供了服务，是Public(公共 的)的另一个方面。虽然Private(私人的)和Public(公共的)是两种不同的定位群和需求群，但是“有需求的人”不一定是特指富人，因为这些人 可能确实没有权势、没有关系，他很难找到有名的专家、能够解决问题的专家就诊。因此，他们可以求助“私人医生工作室”这样的一种服务模式来解决他们最想要 解决的问题。当然，“私人医生工作室”的定价是不可能像政府那样“平价”，我们不必忌讳“私人医生工作室”的工作宗旨。

既然医生工作室有私人的，那么能不能提供Public的服务呢?我想应该有。我很早就提出一个 控制大医院人满为患的办法，鼓励自己医院的医生到基层开设医生工作室。如果我是医院的院长，我一定会这样做，甚至会给钱让他们去开。为什么?因为这些医生 就是我单位的人嘛(现在还是“单位人”)，所以在“半单位人”的状态下，如何去激励医生为我的医院服务?比如，“林锋胃肠外科医生工作室”背后就是中山大 学附属第六医院，他接诊的病人大多数是回到他签约的医院的。既然他有所属，我们为什么还要“绑住”自己的医生?美国的医生与医院的关系就是契约关系，一个 自己开诊所的医生可以与几个医院签约，而医院对一些有“资源”的医生还给予资助，因为他们意识到医生是为病人服务的主体。

我们现在提倡“医联体”，“医联体”是什么?就是医院自己派医生过去。它与医生工作室的服务模式最大的不同是，后者更能提升医生的自身价值，医生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而不是一种行政的束缚。

当然，除了在“爱康君安健康体检中心”挂单的“私人医生工作室”之外，医生也可以到社区医院和 其他医院开设“医生工作室”，形式是多种多样的。也有人在构思我2006年提出的“名医城”的概念。该概念是源于“商城”把有共同价值的物品集中于一地， 进而把有一定资质的医生集中在一地。“名医城”以“商铺”的形式出租给医生，提供医疗以外所有辅助检查与检验设备和非医技性的服务。

虽然，院长从“感情上”不愿意自己的医生到外院行医，但是，包括院长在内的很多医生实际上已经 “偷偷地”异地行医了，也有不少的医院为他们提供“方便”。最近我在佛山、梅州做提升县级医院服务能力调研时了解到，他们已经或准备建立医生工作室，也了 解到哪些医院的院长是开明的，哪些是保守的。　　从长远来看，医生工作室不仅是执业模式的改变，更是带动人事制度、支付制度、药品使用制度以及医院医学模 式的改变。

责任编辑：王红蕾